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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小说功能的传统复归

来源:通津铺中学 作者:慈利县通津铺镇中学 印双红 发布时间:2019-05-16 浏览次数: 【字体:

摘要:90年代长篇小说热的兴起,打破了现代小说社会工具论的格局,它是现代小说功能向中国古代小说“娱乐”性、“小我”性功能的复归和确认。90年代小说功能向古代传统复归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下的产物,其中的关键因素是文学与政治关系的解绑。而90年代长篇小说形态各异的创作方式和小说家们的个人言说姿态,则是现代小说功能向传统复归的重要体现。

    关键词:长篇小说热;现代小说功能;复归传统。

 

一、小说功能的历史演化:被阉割的“娱乐”性与“小我”性

中国古代传统意义对小说的定位,一般被认为是“街头巷尾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且带有稗官野史的色彩。“小说”一词最早出现于《庄子.外物篇》中,即“饰小说以干县令,其大达亦远矣。”这里的“小说”主要是指“琐屑之言,非道术所在”的意思,它的文学意义与道家所提倡的“大达”之道是相悖的。同时,在中国传统的各种文体中,小说的地位也不高,多被归入与官方正统文学相对的不入流文学行列。如根据《汉书.艺文志》的记载,“诸子十家,可观者九家而已。”在古代的各艺术家门类中,小说家被排斥在了“可观”之列。总之,“琐屑之言”、“浅识小道”是古代中国对小说这一文类的固定标签,这决定了中国传统的小说在功能上脱离了儒家倡导的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的社会教化功能,只能是普通民众茶余饭后的娱乐之物。然而,小说处于主流文学以外的边缘处境,却在某种程度上促使小说这一门艺术获得了可以按照文学艺术本身规律自足发展的特权。小说创作者在写小说的过程中,可以自由地书写小我之志,这便充分地保证了小说创作者的创作主体性。

随着十九世纪末,梁启超提出“小说界革命”,小说的社会和文学史地位随之得到了大幅度的提升,一跃成为启蒙民智、改造国民性的首选工具。梁启超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中,对小说的功能作了种种细致的规定,以此拔高了小说在社会上的地位。他提出:“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的口号,这既是近代“小说界革命”的开始,也是小说成为诸种文体中心的现代文体格局形成的源头。自此之后,中国现代文学中小说的创作,一直循着“改良群治”和“新民”的传统路径发生和发展着。小说成为了改造社会的工具,甚至一直延续到当代文学90年代之前的文学史。如现代文学史上很少创作小说的鲁迅,他也明确指出自己创作小说就是为了改造国民性。他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一文中谈到:“在中国,小说不算文学,做小说的也决不能称为文学家,所以并没有人想在这一条道路上出世。我也并没有要将小说抬进‘文苑’里的意思,不过想利用他的力量,来改良社会。”并且鲁迅还进一步指出:“说做‘为什么’做小说罢,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意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我深恶先前的称小说为‘闲书’,而且将‘为艺术的艺术’,看作不过是‘清闲’的新式别号。”由此可见,在中国现代文学中,小说的娱乐性、“为艺术”的自主性功能被改造社会的政治目的进行了强行阉割。同时,我们还可以观之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些优秀的长篇小说,如巴金的《家》、老舍的《四世同堂》、路翎的《财主家的儿女们》等,在这些小说中均有出现大篇幅社会说教色彩的段落,这极大地影响了这些小说的艺术美感。甚至游离于中国主流意识创作之外的京派作家沈从文,在他三四十年代的小说中我们也可以看出作者以小说来载道的创作思维。沈从文在《小说作者和读者》中提到:“一个好的作品照例会使人觉得在真美感觉以外,还有一种引人‘向善’的力量。”小说《边城》的创作有着明显地载道意味,只是作者在艺术手法上更趋于技巧性。沈从文自己指出《边城》的创作“即拟将‘过去’和‘当前’对照,所谓民族品德的消失与重造,可能从什么方面着手。<边城>中人物的正直和热情,虽然已经成为过去了,应当还保留些本质在年青人的血里或梦里,相宜环境中,即可重新燃起年青人的自尊心和自信心。”如果说“五四”时期的小说承载了崇高的改造国民性和启蒙民智的社会任务,而三四十年代的左翼文学时期,小说则一度成为乱世救国和解决社会问题的重要工具。如茅盾在创作长篇小说《子夜》时,就将小说作为一种反映和改造社会问题工具。“这样一部小说,当然提出了许多问题,但我所要回答的,只是一个问题,即是回答了托派:中国并没有走向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中国在帝国主义的压迫下,是更加殖民化了。”茅盾在谈及自己创作这部小说的动机,他就是为了反映当时自己在上海看到的社会现象,并把它用小说的形式写出来。“向来对社会现象,仅看到一个轮廓的我,现在看的更清楚一点了。当时我便打算用这些材料写一本小说。”四十年代解放区作家的赵树理,他在谈到自己创作问题小说的体会时讲到:“我的作品,我自己常常叫它‘问题小说’。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就是因为我写的小说,都是我下乡工作时在工作中所碰到的问题,感到那个问题不解决会妨碍我们工作的进展,应该把它提出来。”他指出《三里湾》“这篇小说里对资本主义思想和右倾保守思想进行了批判,是作为人民内部矛盾写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小说以比诗歌、散文等文体更具民众可读性的原因,从而被推上改造社会的道路,而成为诸文体格局的中心。而到了五六十年代,长篇小说创作走向政治化,甚至一度成为反映国家政策的重要手段。如当时兴起的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第一个长篇小说的创作高潮,其长篇巨制主要是以“三红一创”为代表的“红色经典”。如柳青的《创业史》、曲波的《林海雪原》、杨沫的《青春之歌》、欧阳山的《三家巷:苦斗》等。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这些长篇小说的创作,主题单一和过于宏大,且多是高度统一的社会意识形态下的产物。这些作者创作小说的目的也多在反映艰苦的革命历程为主,小说承担了一个共同的社会革命主题。

故,无论是“五四”时期小说的“启蒙民智”论,三四十年代以左翼文学为主流时期小说的“文学救国”论,到五六十年代长篇小说反映新中国征程的宏大社会性主题,这些社会中心主题都将小说与改造社会的工具论紧紧捆绑在一起,小说的娱乐性、小我性均被时代和政治所阉割。对小说工具论和政治性这一格局的打破,一直延续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长篇小说热的兴起。学者陈思和认为90年代是一个由共名转向无名的时代,“与80年代文学相比,90年代的一部分作家们放下了‘代表人民和真理发言’、‘灵魂的工程师’等虚幻的集体主义立场,退回到个人感受世界的立场,给文学创作带来了真正的解放。首先是作家个人对世界的知觉恢复了,他不再依靠某种时代共名的指导来认识生活,而是对生活保持了血肉相连的活力,作家所表现的,将是自己感情的自然流露和个人处境的写照。”90年代长篇小说热的兴起,是对小说这一文体“娱乐”性和“私我性”功能的复归,是小说创作者立足于小说艺术自身规律进行创作的一次艺术革命。这些长篇小说颠覆了以往中国新文学史上小说的创作者多以一个社会救世主的身份出现,完全从社会工具论的角度出发,去进行小说的创作。

 

二、90年代小说功能的语境:文学与政治的解绑

中国新文学中小说的发展历程,主要经历了二十世纪早期短篇小说的繁荣,到八十年代中篇小说的突飞猛进,进入90年代,长篇小说则以洪水猛兽的势头袭卷整个中国当代文坛。在文学市场萧条和纯文学渐趋被边缘化的90年代,长篇小说创作热潮的出现并获得巨大的文学消费市场。长篇小说热的出现,它既是小说艺术自身发展规律的必然,更是当代作家们对中国新文学小说社会教化功能的一次反拨。90年代的长篇小说摆脱了小说社会工具论的桎梏,小说重新回到文学艺术自身的轨道。那么为什么会在90年代出现众多作家发出小说创作回归艺术的举措和思考?这其中牵扯的因素纷繁复杂。其中90年代社会政治文化语境的变革是其中至关重要的因素。

90年代一系列的社会政治经济的变革,给小说功能向传统提供了必要的政治保障。90年代的中国文学界,在重大社会政治经济的变革下而开始了主动与被动交织的文学界革命。国家开始有了对旧有作家体制化的改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以前由国家体制养着的作家们,也从国家体制里划分出去。这一制度的转型这带来了作家生存方式的多元化。有的成为自由作家,有的则开始向学者转型,有的作家则因为生存所迫,而选择了下海经商等。总之,90年代的文学处于世纪交替的特殊节点上,作家们的世纪末情绪此起彼伏,文学界亦是一片众声喧哗。如1993年由上海蔓延至全国人文精神的大讨论,“现实主义冲击波”的出现、长篇小说创作热潮的异军突起等文学现象,都在显示着文学界革命的必然。90年代以前的中国新文学,作家们的文学创作一直都在一个宏大的社会中心主题驱动下进行,国家主流意识对小说创作的捆绑成为显著特征。“五四”时期到三四十年代,虽然小说政治化还不是特别明显,但是作家多以救世主的身份,以借小说来说教的心理来从事小说创作的行为普遍存在。新中国成立,小说创作以二元对立式的“共名”状态出现在大众的视域里,这一现象一直延续到80年代中期。自1979年11月第四次文代会的召开,全国的中心任务转移到实现四个现代化上面,政治对文学的控制才逐渐弱化,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对小说的传统政治操作模式也开始走向策略化,放弃了以前直接干预文学创作的蛮横态度,转变为设置国家级的文学奖,或者由国家采取宏观调控来提倡主旋律文学,并设立各种奖励制度吸引和鼓励文艺工作者多创作主流类文学作品。这些政治策略在很多程度上刺激了文学与政治关系的松绑,这为小说的功能一步一步回归小说自身艺术世界提供了时代的契机,这从80年代中期先锋作家中篇小说实验到90年代长篇小说热的兴起这些小说文体实验转型中可以窥探一二。

总之,国家社会政治经济的巨大变化,既带来了小说创作空间的自由,也带来了作家身份的转型。过去“在一体化文化格局中,作家生存状态的认定,被整齐划一入国家干部身份中,成为文学政治功能化的佐证。90年代以来,随着国家体制转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殊性和独特性,使作家多元化生存成为可能。作家生存状态的变化,公众反应不一,其实背后透露的是中国对文学的不同期待视野,也透露出国民对中国文学未来的焦虑。”作家多元化的生存状态,虽然赋予小说家们在艺术探索上主体意识的自由,但也为作家们在精神和小说艺术的探索上增添了许多困扰。

 

三、90年代小说功能的复归:“娱乐”化和“个体言说”性

90年代以前新文学的创作,“是现代政治在文学结构关系中的强势介入,打破了原来以娱乐为主的小说欣赏习惯。”小说创作者“他们中有许多人有一种救国救民、教育读者的责任感:或启蒙;或疗救,或团结人民鼓舞人民打击敌人声讨敌人,或歌颂光明,或暴礴黑暗,或呼唤英雄,或鞭挞丑类……”所以这些作家们在创作小说时多站在道德的立场,以救世主、思想家、传道者的身份出现在作品中。随着90年代时代和文学语境发生的巨大变化,这些长篇小说在形态和主题的表达上也带上了作家鲜明的主体特征。它们开始摆脱新文学小说创作的二元对立的小说载道工具论,小说成为作家自己的小说。著名学者雷达就曾将90年代的长篇小说主要分为七大类。主要有历史长篇类,象征和寓言型长篇,怀旧长篇,社会问题长篇,都市长篇,女性主义长篇。90年代这些有着不同精神价值取向的长篇小说,实现了现代小说功能向传统小说复归,小说创作者开始考虑自己与读者、与时代、与作品等方面的关系。90年代长篇小说主要可归为“娱乐”型和“个体言说”型两大类。

90年代社会改革开放的深化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文学读者对待文学态度和文学审美价值取向也发生了变化,“读者不再需要你的引导与指点,他们已经把精神、灵魂兑现为金钱和物质,安置在酒吧、咖啡、玫瑰、汽车、别墅里。读者、大众并不相信作家们在文本中预设的天堂,他们死死地拥抱大地,拥抱物欲、性欲、权欲,心甘情愿在地狱的灯红酒绿中化作一条空心的水草。”无论是小说艺术到了向长篇小说转化的艺术必然发展规律,还是读者审美趣味的改变,这都在促使着作家改变新文学传统以小说来说教和救世的小说创作策略,小说功能朝着“娱乐”化成为时代发展的趋势。90年代长篇小说实现对传统小说重“娱乐”的回归,代表了90年代这类娱乐型的长篇小说主要有:《白鹿原》、《废都》、《尘埃落定》、《我爱美元》、以及如《抉择》、《天网》、《国画》等反映社会问题的长篇小说。这些小说的“娱乐”性主要侧重在90年代的长篇小说创作者摆脱中国新文学中宏大主题和文学救世的创作思维,他们在创作长篇小说时考虑到作品题材的选取,关键在于考虑作品的可读性和读者接受情况等方面。这类长篇小说主要以故事性见长,小说的描写也多充满趣味性。不过,90年代长篇小说虽然非常重视作品的“娱乐”性,但是与以低俗和引人发笑而获得一时生理快意的快餐文学又有着本质的区别。虽然,作者在创作的过程中会充分考虑小说接受群体,尽量让故事好读、并选取大量的性描写等。但从某种程度来说,90年代的长篇小说还是属于纯文学创作下的精英文学。因为,这些长篇小说创作的主力军多是50后、60后作家,他们有着丰富的人生经历和长期的中短篇小说创作的经验。他们在创作长篇小说时,大多数都经过了多年的构思和文学经验的积累。所以,90年代长篇小说的创作是平凡记录的平凡事,这些作家回到自己个人立场,用文学来抒发自己作为一个普通人喜怒哀乐的方式,这也是90年代长篇小说在功能上向传统自我“娱乐”性复归的重要内核。正是小说这种“私我”性,以记录创作者日常的自我日常娱乐事情,作者们没有高高在上的架子,这才使得小说引起更多普通读者们的情感共鸣和发自心里的喜欢。如90年代长篇小说翘楚《白鹿原》的创作,也体现了纯文学创作的“娱乐”性创作思维。有学者就指出“在1990年代文化滑坡、人心不古的背景中,《白鹿原》满足了社会大众希望了解历史真相、重温文化命运的社会审美心理。与此同时,它的叙述风格和故事展开方式,也与当时文学受众的欣赏接受习惯十分合拍,这是作品得以成功的关键因素。”而贾平凹《废都》的产量大销,除书商、出版机构的市场造势之外,它在小说自身艺术方面的探索与《白鹿原》有着许多相似的地方。

同时,90年代长篇小说功能向中国古代小说功能的复归还表现为小说重在表达创作者纯碎个人化的内心感受,小说是作者面对自己内心的一种独白。作家在复杂的社会环境下,既要面对社会转型下作家身份由天之骄子下滑到社会边缘的巨大落差,又要应对个体基本生存危机带来的物质和精神压力。因此,作家急需在文学边缘化的90年代,用小说来表达个人话语和确认自己的文学史身份。这时,长篇小说的创作成为了世纪末作家书写(甚至可以说是宣泄)个人情感的重要和首选手段。按照学者陈思和的说法,90年代的文学创作是一个由“共名”写作走向“无名”写作的过程。陈思和解释“共名”主要是指90年代以前的中国新文学,多是从虚幻的集体主义立场出发,在小说中创作者扮演的身份是“人类的救世主”、“灵魂的工程师”、“代表人民和真理发言”等。进入90年代,作家们已经没有一个共同需要面对的东西了,他们只要面对一个世界和面对自己的内心,这给小说创作带来了很大的自由性。在小说的创作中,作家只要讲自己的故事,选取自己喜欢的题材,运用自己喜欢的艺术手法。“个人言说”类长篇小说在90年代的代表作主要有:史铁生的《务虚笔记》、韩少功的《马桥词典》、余华的《活着》、《许三观卖血记》、张承志的《心灵史》、贾平凹的《高老庄》、王蒙的《失恋的季节》、王安忆的《纪实与虚构》以及女性作家和部分新生代作家的长篇小说等。“个体言说”类长篇小说,一方面表现为小说多以一种极度自由地个人言说方式,以此表达作者个人对外在世界的看法。如90年代女性作家的长篇小说创作,她们的小说多是庸常的生活碎片撷取,小说的故事由一系列的日常小事件、小风波、小人物、小地点串联而成。如陈染的《私人生活》以少女倪拗拗的成长为叙述视点,穿插了她与不同人群发生的同性恋、异性恋等小事件,从而写出了女性在成长过程中由于父爱缺席而带来畸形心灵形成的生活悲剧。王安忆的《长恨歌》也是发生在小弄堂、小楼阁、小公寓里的一个女人的生活碎片。男性作家余华长篇小说《活着》,则是“我”站在现在的时间点对着过去岁月的人生碎语。另一方面这类小说表现出对小说艺术形式的强烈探索,作者们在小说的样式表达上表现出明显的个人化色彩。90年代长篇小说的传统格式被空前的颠覆,“现在是什么人都可介入长篇创作,使这一领域明显走向了民间化、世俗化,乃至私人化。采访式的、杂文式的、札记式的、自白式的、独语式的,诸种作品纷纷进入长篇系列,丰富了长篇的类型又改变了长篇的范式。”如韩少功的《马桥词典》运用词典体的小说创作模式,王安忆《纪实与虚构》以纪实的方式进行小说艺术上的探索,王蒙的“拟骚体”等。又如新生代作家群长篇小说的创作,更是对小说艺术纯碎性的一次集体创作实验。他们侧重于用独一无二的小说艺术来讲自己的生活故事。

 

四、结语

90年代长篇小说热潮的兴起,是文学艺术被边缘化后再次出现在公众视野里的一次可喜壮举。虽然,90年代长篇小说热是在复杂的时代与历史环境下突然崛起,学者们对其创作现状表现出喜忧参半的态度。学者雷达认为:“现代并不缺乏一般意义上的长篇,而是缺乏精美深博的长篇。”白烨指出:“或者说缺乏代表这个时期创作水平的优秀长篇。”不过,不可否认的是90年代长篇小说热的出现有着它独特文学史意义。即,它成功地实现了对现代小说社会工具论格局的颠覆,从而完成了现代小说功能向传统的复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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